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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论坛
 
 
2005“东北亚论坛”会议研讨摘要
2006-01-02 21:17  

 

朝鲜半岛的局势和“六方会谈”的前景

华尔夫·科萨

结束朝鲜核武器计划是东北亚及周边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必备前提。六方会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途径。六方会谈宣布他们的共同目标是通过和平谈判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不过本文认为,自从2004年平壤方面拒绝回到谈判桌以来,这一进程已经停滞。

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显而易见。北朝鲜的行动清楚的告诉我们,他相信脱离谈判,继续奉行核武器计划获得的利益要比会谈取得结果更多。在他们进行战略计算时,加法胜于减法。

对于六方会谈中的另五个国家的整体或个体而言,挑战在于要使平壤方面确信,奉行核武器计划和抵制谈判,不是让他更安全,而是使他更不安全;潜在的结果会胜于想象中的收益。要想让北朝鲜认真地进行谈判,就必须使其确信,合作的利益大于不合作的利益,不合作的成本大于合作的成本。这既需要更甜的胡萝卜,又需要更有力的大棒。

各方一致认为如果平壤合作给与奖励是妥当的。主要分歧在于时机的选择。有些方面,如北京和汉城认为应先给奖励,而华盛顿特别反对提前进行的支付。但所有方面都已经发出信号,他们愿意在朝鲜开始踏上其核裁军道路时,提供经济上的利益。

平壤在不合作中看到了什么利益还难以确认。北朝鲜阻碍谈判进程不断的在韩国和华盛顿之间制造紧张,因为韩国不断的呼吁美国增加其灵活性,而通常反对对朝鲜的行动直接进行批评。从平壤的角度看,一个附带的利益是增加了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争吵。北朝鲜通过挑动他的邻国相互对立而生存了几十年,他们现在又这么做了。

只要他的拒绝谈判继续在华盛顿和汉城及北京之间制造障碍,不合作对北朝鲜就有利。在对待北朝鲜问题上华盛顿、北京、汉城总是不能达成一致就加大了平壤在不合作中看到了利益。

也需降低感觉到的合作成本。放弃核武器这张牌使平壤失去了他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讨价还价的筹码,没有可信的安全保证他是不会这样做的。这种保证包括美国许诺不寻求他改变政体,因为政体的存续(意味着个人的)将保留北朝鲜领袖金正日的绝对地位。

最大的分歧在于不合作的成本(或者说缺乏成本)。更大利益的前景也不足以把北朝鲜拉回谈判桌,特别是他脱离谈判前享受到的许多利益,尽管他拖延了一年的谈判,却仍然继续能得到。

韩国总统卢武铉已经反复警告平壤,他或者选择合作之路带来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或者选择搞核武器而面对国际孤立。2005210日,北朝鲜宣布了他的选择,他宣布自己是一个核武器国家。对此事反应沉默。

简而言之,北朝鲜抵制谈判的决定和更进一步惊人的核武器宣言都没有什么成本。虽然国际原子能组织总干事E.穆罕默德·巴拉迪已经把北朝鲜的核野心看作是对国际非核扩散体制最大的威胁,但韩国(在中国的支持下和威胁行使否决权)已阻止联合国对该危机进行进一步讨论。

布什政府发言人已明确表示,如果北朝鲜继续拒绝回到谈判桌,下一步一定要由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鉴于其他的选择--接受北朝鲜为核武器国家或最糟糕地由美国采取单边军事行动--是两种极端的办法,此时另五个参与国应承认逻辑上讲,如果六方会谈仍被搁置,应由联合国出面解决。更甜的胡萝卜本身,当不合作的利益仍较高而合作的成本仍如此低时不太可能说服平壤回到谈判桌。如果另五个对话国一致同意要有更甜的胡萝卜和更硬的大棒,那平壤可能最终得出结论,即合作比不合作获益更多,而进行违抗国际规范会失去一些东西。

拉尔夫·科萨,太平洋论坛主席,此论坛是以檀香山为基地的非盈利性的研究机构。它隶属于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拉尔夫·科萨还是一个半年刊电子杂志《比较连接》的总编。

 “后冷战时代来临了?

                 ----试析变化的东亚战略局势

朱  锋

伊拉克战争开始以来,亚洲政治正在进入新的战略性转型时期。一方面,传统的安全热点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因而围绕着这些热点问题而展开的军备、防务和政治行动正在进一步调整和加强;另一方面,非传统安全议题依然突出,迄今为止东亚各国尚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区域制度来建立起针对非传统安全的制度化安排。与此同时,区域内政治经济因素的新发展,例如中国的崛起以及美国继续巩固其在东亚的战略霸主地位,中日关系和持续紧张与恶化以及大国战略关系的一系列新发展,都在成为重塑东亚地缘战略格局的新因素。和90年代相比,虽然东亚地区安全结构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变化,但新涌现的地区安全议题与传统地区安全框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了进一步的上升。 与之相对立的是,随着东亚经济的持续发展,世界政治中权力正在向亚洲转移的趋势却也在进一步增强。自90年代初以来围绕着财富、权力与荣誉的区域竞争究竟将如何导致东亚地区安全局势演变的传统问题,在冷战结束15年之后依然未能得到有效的解答。这一波新调整之下的东亚战略局势究竟将使得地区变得更加安全、还是更加不安全,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朱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朝鲜经济改革以及与中国的比较

今村弘子

2002年7月朝鲜宣布实行一系列经济调整政策。 我将朝鲜的经济调整政策和中国的经济改革政策进行了比较。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政治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之后开始的。然而在朝鲜政治体制却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因此,他的经济变革必定是不全面的。在任何的改革中,人们期待一个合适的结果。在中国,经济改革首先于农业展开,在成功的解决了粮食的问题后,才在其他的领域实行改革。而朝鲜在货物供应短缺的情况下实行价格改革,结果朝鲜的经济改革政策引起通货膨胀并加大了收入差距。

今村弘子,日本富山大学教授,任职于远东研究中心

东北亚的教育、知识和文化网络

禹东祺,韩国岭南大学校长

首先,感谢今晚能被邀请来到这里,能为大家做主题发言我感到十分的荣幸。我也想说感谢那些为这次大会能够举办而做出努力的人们。

我相信,世界各地的人们更经常的聚集在这里,不仅通过召开政治性的会议,而且召开这类学术性的大会,对不同的主题交流观点和思想,是一件相当好的事情。

东北亚的国家似乎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但和欧洲国家不同,将他们划归为一个集团却是危险的,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地理和文化特征。由于他们对地理和文化的特性意识特别强烈,认为东北亚国家具有单一的特征是天真和浪漫的。但是没有人能否认对于每个人的相互利益来说,世界有变得越来越小的趋势。

大家可能都已经意识到,冷战的结束带来了政治和经济的巨变,东北亚地区也不例外。现在由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贡献和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这一地区已经和欧洲、北美一起成为世界三个主要市场之一。但当前我想指出一件事,既这一地区惊人增长的负面影响。仍有许多矛盾有待相关国家努力解决,例如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中日、日韩之间的领土争端,清除日本殖民主义残余。不解决我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就难以进行推心置腹的合作。进而,它将阻碍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的。我只确信一件事,那就是仅凭一个国家的努力是不能解决这些矛盾的。我相信国际合作是解决这些问题和谋求互利的唯一途径。这一地区和平与繁荣的新思路应始于相互信任以及从过去的敌对和冲突中汲取教训,我相信这一思路应该是在国家之间建立教育和文化的网络。

我们作为教育者能够通过大学和教育机构的合作成为一个领导群体。这就是在建立一个平台供我们相互交流,为可持续发展和美好的未来而努力。通过建立姐妹大学,主持国际会议,访问培训项目,可以形成人的网络,并成为分享和提升东北亚的知识和文化的共同利益的基础。

尽管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特点,但我们都共同拥有植根于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念,例如教育体制和社会价值观。基于此,我认为现在是建立教育、知识和文化网络的时候了。

就同中国大学进行国际合作而言,岭南大学被认为是韩国最活跃的大学。我相信这种能力有助于学生了解中国文化和人民。更进一步,他们将是与中国进行进一步交流的很好的桥梁。

作为一个大学校长,我希望建立一个常规的论坛,来讨论东北亚的历史和文化及各国相互理解的特定项目,那将是相当好的事情。进而我们可以讨论东北亚地区大学之间的合作,使非政府性交流更活跃。例如为了促进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可以合作发展自由人文课程,文化实践项目,例如,到东北亚地区重要历史景点进行实地旅游,语言学习项目也可以成为可行的方法。

随着各国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合作,我希望将来在各地区建立教育机构,以培养东北亚问题专家,这些机构里课本和课程可以合作开发,并由联合委员会进行管理。

结束讲话前我要说,感谢远方来的朋友和使大会得以召开的幕后人员。

增信释疑,逐步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张祖谦

困扰朝鲜半岛及其有关国家的核问题悬而未决已达10多年。在此期间,危机、希望和幻灭反复出现。近年来情况有所变化,出现了一些积极的事态发展。例如,中国政府解决朝鲜核问题立场坚定,并作出了更大的努力,得到有关各方的肯定和国际社会的赞赏;朝鲜虽未放弃研制核武器的计划,但在国内推行有限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对回归国际社会的态度较为积极,并在核问题上的立场较为灵活,甚至表示可“有条件地重返核不扩散条约”;美国布什政府从其第二任期开始新保守主义的色彩有所减弱,对朝鲜核问题的立场呈现更多的灵活性;韩国在继续奉行对朝鲜友善的政策,南北朝鲜间的关系在曲折中发展,有助于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等等。因此,不少人预计,即将复会的第四轮六方会谈有可能取得有限、但可喜的成果。

然而,解决朝鲜核问题的路途仍很漫长。其根本原因在于有关各方之间存在深刻的不信任。这不仅表现在美国和朝鲜之间,也表现在其他各方之间。例如,美国等国怀疑朝鲜坚持拥有和平利用核技术的目的。美国内有人认为中国没有为解决核问题对朝鲜施加足够的影响,而中国有学者怀疑美国利用朝鲜核问题加紧完成对中国的军事围堵。因此,使目前有利的积极事态得到巩固和最终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有关各方必须继续努力,增信释疑。

张祖谦,上海国际战略研究所欧洲所主任

朝鲜半岛核扩散危机

道格·班都

布什政府把所谓的邪恶轴心国家当作目标已几乎四年了,但他阻止核扩散的战略却破产了。伊拉克结果并没有核武器计划。伊朗看来是在向发展核武器迈进,只是周期性地停下来和欧盟谈判。尽管又是偶尔向德黑兰发出威胁,但站在幕后的布什政府似乎是相当的无能。

尽管华盛顿反对,北朝鲜似乎也在走上核道路。布什政府的政策从本质上看时常是忽视北朝鲜,并希望问题会消失。数月来华盛顿既拒绝把情况定义为危机,又不和朝鲜谈判。六方会谈断断续续开了几次会,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果。2005年初北朝鲜宣布自己为有核国家,并拒绝回到谈判桌,除非美国放弃敌对态度。最近一轮谈判显示,分歧的继续超过了解决它的可能。

有些分析家似乎希望出现奇迹。作家布鲁斯·吉利提出他定义的“不体面建议”。北京应该本着人道主义入侵北朝鲜,在那建立一个由中国在背后支持的过渡性政府。美国和它在亚洲的盟友应对行动提供外交和后勤的支持。联合国应提供法律支持。当然,对吉利来说希望来自火星上的入侵更现实。

美国既不要对北朝鲜置之不理,也不要希望出现奇迹。相反,它应与这一地区的国家,特别是中国和韩国一起工作,以确保朝鲜半岛无核化,避免因利益之争和无法预期的情况带来的政策地雷。

北朝鲜核计划既威胁他的邻国,也威胁美国。确实,因北朝鲜拥有核武器可能带来的后果战争和核扩散将给不只是处在亚洲的国家带来损害。不能进行外交解决的成本比一般能想象到的要大得多。

这一问题要想和平解决,只有华盛顿致力于双边和多边谈判,并使其他国家也充分介入谈判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说服北朝鲜停止核进程中可以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共同工作成功阻止北朝鲜核危机,会使得解决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其他争议更容易,并会以此为将来几年和几十年的广泛合作打下基础。

道格·班都, 加图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出版编辑的书包括:《变化的世界中的朝鲜和美国的对外政策》,并和Palgrave以及Macmillan一起完成了《朝鲜之迷:美国与朝鲜和韩国的复杂关系》。班都曾在里根政府做特别助手

亚洲安全与合作形势和中国外交

裴远颖

本文结合亚洲形势,阐述中国关于促进亚洲安全合作的外交理念以及中国对亚洲和周边地区的外交方针和政策。

和平、发展、合作是亚洲安全与合作形势发展的主流:亚洲各国之间的关系不断发展和加强;泛地区和次地区合作组织和机制发挥着日益重要作用;地区热点和争端正在降温;在反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走私、贩毒、海盗、洗钱等跨国犯罪行为的斗争有显著的进展。但是亚洲安全与合作形势也面临挑战,如:美国加大在亚太的军事投入、美日军事同盟的强化以及朝鲜半岛核问题等。

中国促进亚洲安全与合作的努力是基于以下外交理念:谋求和平、促进发展、加强合作;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国际经济合作;尊重文明多样性;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为主要内容的新安全观。

中国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多方面加强亚洲安全与合作:发展和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关系;加强同东盟的合作;推进东亚合作;推动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和东北亚合作;改善同日本、俄罗斯、印度的关系;参与和加强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组织等地区和次地区合作组织的合作。

裴远颖   前中国驻波兰、印度大使

关于东北亚和平机制问题的几点思考

                     ——从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谈起

张东明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今世界,作为二战之后冷战体制的最后一个遗留问题——朝鲜半岛的分裂及南北双方的政治军事对立不仅严重阻碍了朝鲜半岛的统一进程,同时也成为东北亚繁荣发展的主要障碍。可以说,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是能否促进东北亚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众所周知,自19世纪末以来,朝鲜半岛就成为东亚地区和平安全的焦点之一,而且就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而言,朝鲜半岛将仍然是本地区和平安全问题的核心之一。虽然2000年6月,朝韩两国首脑在平壤首次举行历史性会晤,并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宣言,为双方的平等协商和合作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但是2002年朝鲜再次爆发的核问题,使得朝鲜半岛和平问题再次成为全世界、特别是本地区有关国家必须认真面对的焦点问题。

在中国的积极斡旋和推动下,有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业已举行了4次,虽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但毕竟为有关国家在这一问题上进行共同交流和协商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平台。如何通过这一平台解决朝鲜半岛的核问题,并进而构筑东北亚地区和平框架与机制将是本地区各国面临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和讨论,并阐述几点意见。

张东明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博士

近代东亚的万宝山事件的认识

孙承会(岭南大学)

众周所知1931年发生的万宝山事件由于围绕着在满韩人的土地租借和农水路的建设而发生的中国人和朝鲜人的冲突开始的。事态的严重性是该事件并不止于两国民族之间的局部事件。日本以保护朝鲜人为名分积极介入该事件,并想扩大中国人和朝鲜人之间的矛盾,以此作为满蒙侵略的契机。而且该事件为契机在朝鲜发生了大规模的排华排华暴动,该运动反而刺激了中国的反日抵制运动和反韩运动的发生。

如此来看,万宝山事件是韩.中.日三国提出各自的政治.外交.经济立场冲突的场合。该事件不仅是为理解近代东亚三国的相互认识和情绪提供具体的头绪,还为指向21世纪东亚的和平与发展的努力提供有意义的历史教训。

通过比较李辉英的《万宝山》和伊藤永之介的《万宝山二》,探讨了虽然是同一事件但在敌对情况下的左派作家对此持有如何不同的认识。尤其探讨了《万宝山》和《万宝山二》之间的相差多少,《万宝山》的内容和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异和其意义是什么?作为小说的背景,20世纪中国东北地区是韩国.中国.日本.及俄国等各国为实现各自的民族国家利益,展开了激烈斗争的场所。该过程中明显地露出了加害和被害,侵略和抵抗,敌我双方的二分法的关系。而中间的‘灰色地带’很难找到存在的根据。

《万宝山》基本上设定了以上的对立构图。即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万宝山农民的斗争形成了小说的基本结构。并且小说不但描述了中日之间的冲突,还描述了他们执权势力之间的勾结,在满韩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抗日连带,中国人和韩国人内部的阶层、阶级矛盾。与此相反,《万宝山二》的对立构图是朝鲜人和中国人。在这样的基本构图中朝鲜人或中国人内部矛盾并不重要。中国人是加害者,朝鲜人是被害者。把朝鲜人赶出,而使他们在东北地区流浪的不能推卸责任的日本人在万宝山事件中至少是个旁观者。伊藤永之介是左派作家,但他强调了在满韩人的被害,并把所有的中国描绘成否定性人物,反而有意的疏忽了日本压迫掠夺中国人和韩国人的客观事实。

提出被压迫民族之间的抗日连带的《万宝山》的基本认识与共产党的认识是一致的。小说正像当时满州省委所指出的那样,追究了为了阻止最终为进攻苏联而推行的万宝山开发的万宝山农民经过了什么样的过程,参加了斗争。然而作为真名小说,再现了实际历史过程的《万宝山》中有很多事实的歪曲和夸张。尤其日本警察和中国警察合作攻击了万宝山农民,对此在满韩人和中国农民开展了连带斗争的描绘不符合事实。另外小说中日本歪曲夸张的“支那农民大屠杀”和“韩人被惨死者数百名”等的报道是为了更赤裸裸的暴露日本的阴谋而计划的另一种阴谋的结果。

《万宝山》虽然超越了《万宝山二》中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界限。但执着共产党的被压迫民族之间的抗日连带和为此启蒙农民的目的,而把事实的单纯化和夸张以及歪曲是不可避免的。总之伊藤永之介虽然是左派作家却不能脱离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李辉英也是虽然韩中之间存在着矛盾,但不能脱离了被压迫民族之间连带的国际主义大前提而不能接近事件的实情。像《万宝山》似的通过历史事实的歪曲达成政治目的计划与在《万宝山二》中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教条之间有何区别?

孙承会,韩国岭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东北亚区域安全合作机制探讨

谢晓娟

安全两难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形容紧张、对立和冲突生成机理的最著名的一个概念。东北亚地区是世界上冷战体制残留的最后地区,安全两难在这一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集中表现在围绕朝鲜半岛安全局势形成的安全两难和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形成的安全两难。目前,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合作模式还是双边的同盟为主。其中,美国建构霸权模式的意图越来越了明显。实践证明,美国霸权模式是冷战思维的产物,加剧了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困境。

要缓解和消除东北亚地区面临的安全困境,必须建构稳定的政治、安全磋商与合作机制。本文提出以信任制度为基础,以六方会谈机制化为平台循序渐进地建构东北亚安全合作模式的设想。围绕解决朝鲜核危机举行的四轮“六方会谈”成为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雏形。“六方会谈”不仅仅在关于朝鲜核危机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为东北亚安全机制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平台。同时也为解决国际危机与冲突提供很好的借鉴。中国应该以朝核问题为切入点树立中国在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中的主导地位,并逐渐突破和遏制美国霸权模式。在构建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应当确立包括军事威慑力的平衡、消除区域性的热点、营造周边各国间全面合作的政治环境等全方位的安全战略,并以此推动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

谢晓娟,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排除干扰,促进合作和共赢

王嵎生

随着APEC的建立和东亚10+3机制的运行,十几年来,东北亚合作呈现很好的发展势头。遗憾的是,同时也出现了不少干扰:

从国际大环境看,美国战略是要建立“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和国际秩序,冷战思维严重。中国淡化意识形态矛盾,不以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划线,美国则相反。所谓“中国发展前途不明朗”(捉摸不定),实质上是要看能否把中国纳入它希图的轨道。

从地区环境看,日本不仅帝国情结未了,冷战思维也相当严重。日本领导集团的指导思想,一是争做“亚洲的盟主”;二是“一山不容二虎”(同中国在亚洲的关系)。它目前的战略选择是“借东风”(美国的特需)、“争常”和“遏制中国”。这些消极因素不利、干扰、甚至破坏着东北亚的合作。

能否排除消极因素,并应对这种挑战。我的观点是审慎乐观的。理由:

首先是中国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中国强调“韬光养晦”,是一种战略选择,不是“卧薪尝胆”。它是同“不称霸”、“和平共处”、“睦邻友好一系列政策紧密相连的, 也是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需要。实践已不断证明,美日和国际舆论也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不仅如此,中国经济的稳步、快速发展,实际上也给东北亚带来了很好的机遇,有利于“共赢”。

第二,也是相当重要的,韩国的积极作用。卢武铉是小泉的一面镜子

第三,东盟主导的东亚峰会即将召开。东亚周边的印度不愿“入瓮”,澳大利亚与美日拉开了距离。这些因素都有利于迎接挑战,化解矛盾,推动合作。

第四,六方会谈不仅应解决朝核问题(这归根到底需要主要双方互信和做战略决策),应发展为这一地区的安全和合作机制。

王嵎生  前任APEC高官和驻外大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署研究院

东亚地区的经济融合:给海峡两岸关系的启示

华而诚

台湾海峡是世界上时常面临着军事威胁的地点之一。本文认为在东亚地区展开的经济融合过程为稳定海峡两岸的关系提供了契机。海峡两岸都应该把政治放在一边,而着眼于他们之间的经济合作。

亚洲自由贸易促进中国发挥积极作用

东亚的大多数国家正参与到自由贸易协定的讨论中。尽管参与的热情很高,但是“地区主义”仍然是一个相对新的现象。东盟是这个地区最早的组织,它后来发展成十国规模的自由贸易区——东盟十国。在2003年10月,东盟十国达成协议,到2020年建立东盟经济共同体,以共同应对来自于中国以及欧洲和美洲的自由贸易区的挑战。

中国通过主动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应对。在2002年11月,中国和东盟签署了和东盟进行全面经济合作的“构架协定”,即东盟加一。在东北亚走廊,中国、韩国、日本在1999年的马尼拉峰会上达成协议加速共同研究以加强经济合作。CAFTA也加速了这一地区其他国家和东盟签定经济合作协定的进程。

除了自由贸易协定,这一地区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已经加入了存在于他们之间的货币交换联盟以应付跨国货币流通中潜在的不稳定情况。

在东亚之所以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发展的如此迅速有四个主要的原因。中国加入到全球经济的行为加速了亚洲经济融合的步伐。尽管亚洲缺少地区主义,亚洲的经济融合仍在快速地进行着。结果东亚经济在世界经济中仍然保持了高增长率。台湾和大陆发经济融合反映了东亚融合的大趋势。随着时间的发展,当台湾和世界其他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的直接贸易联系日趋衰落的时候,他和大陆的经济联系就日益密切。而且,在台湾和大陆之间还存在着更大的经济和贸易联系的可能。

加深海峡两岸的经济联系对双方都有好处,但政治因素在其中起阻碍作用。很明显,双方都会从经济合作中得到好处,甚至,他们可以建立一个海峡两岸的自由贸易组织之类的。但是,政治却在其中阻挠。最近,大陆已经向台湾的农产品开放市场。而台湾甚至从政治角度出发,也应该加强和大陆的经济联系。并且应该对大陆抛出的橄榄枝作出积极的回应。

华而诚,世新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曾在世界银行亚太地区任职首席经济学家。并在北京指导中国银行的经济所工作。1999-2001他也是广东省政府外国顾问。并为台湾提出了许多发展工业的建议。

从政企关系的模式看韩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杨志安

问题的研究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能够进一步促进中韩在政府和企业关系的相关研究。东南亚经济危机使亚洲国家不得不面对危机的现实,政府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应采取不同的政策。如果企业过分地依赖政府,那么它将弱化抵御风险的能力。探讨内容包括:韩国经济的发展——政府主导下的“汉江奇迹”;政府管理企业的三种主要模式;韩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几点启示。

杨志安,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财政、税收、企业管理.

中国近代史清代东北与上海沙船航运业

松浦 

1684年中国清代政府颁布解除禁止海运的法令,因此,中国沿海航运业及海外贸易在日本及东南亚地区得到了蓬勃发展。

其中,中国东北地区和长江流域江南地区特别是上海航运业为东北地区及上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一方面把东北的大豆、豆饼、豆油等带到了江南地区,另一方面把江南地区的棉布等物资带到了东北地区,实现了物资的流通。

松浦 章,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关西大学亚洲研究文化交流中心所长,文学博士(关西大学)

金融危机与东亚企业融资模式选择

杨哲英  关宇

金融危机之后,证券化融资成为东亚金融体系重组的重要内容。由以政府为主导、银行中介为核心的关系型融资模式向以市场主导、资本市场为中心的融资模式演进成为东亚学术界深刻反思的方向。本文对公司融资模式选择与治理结构内在机理的分析,研究了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外部资本”的进入过程,通过对外部资本的来源与身份及其在治理结构中的作用加以辨析,对金融危机后在金融约束体制下强调资本市场为基础的公司融资效率提出了质疑。

杨哲英,女,1952年9月出生,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国内陆农村的贫困结构及农民负担

―------湖南农村调查实例

石田 

1998年我获得了日本文部省及日本学术振兴协会的科研基金赞助,开始从事内陆农村的开发战略研究。研究课题为内陆农村的开发战略。内陆农村有着山地多、耕地面积少、耕地分散等不利条件,如果仅靠农业生产收入,没法生活,农民则必须从事非农劳动。可是附近的小城市没有那么多就业岗位,农村青年就必须去沿海大城市打工。

如何才能搞活农村经济?因地制宜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往往由于资金、人才、技术、市场的欠缺而不能顺利发展。尽管如此,农民负担还是很重,农民有种种的不满。据说到2005年农业税将废除,但中央政府的资金拨款到不了农村,地方政府还得从农民那里征税。为搞活农村经济政府实行“输血”,但农村自己也必须学会“造血”,但现在的状况是从农村“吸血”。

本报告是依据在湖南农村所做的实地调研,把中国内陆农村的实地情况进一步明朗化,让我们共同考虑如何开发内陆农村。

石田     日本关西大学教授农学博士

东北亚共同体:从设想走向现实

 张蕴岭  张宇燕

建设共同体是东北亚合作的目标。从经济角度讲,东北亚共同体的实质是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规范地区经济活动,使其遵循共同的规则和标准。它旨在解决东北亚各国共同面对的环境、能源、交通等问题,并帮助欠发达经济体发展经济。在政治方面,东北亚国家应该推行睦邻政策,通过协商与合作解决分歧。在安全领域,解决朝鲜半岛冲突、发展统一的安全框架是东北亚共同体的主要任务。东北亚共同体是一个囊括多方合作机制的综合框架。它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层面的正式协议、合作纲领、市民社会层面的交流以及其他制度性安排。为克服构筑东北亚共同体过程中的障碍,东北亚各国政府、特别是民众需要培养地区合作的精神和共同价值观,并增强彼此间的信任感。

张蕴岭,亚太研究所主任,中国社会科学学会主任,现任EAFTA协会主席。

张宇燕,教授,亚太研究所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学会副主任。

中国现代文化特征

胡玉海

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其中最深层面是文化的内核,是不易变的,也最能体现文化的特征。中国现代文化具有延续不断的继承性、面向世界的开放性和兼容并包的融合性三个主要特征。

中国文化延续不断继承性的特征,是华夏子孙常常引以为自豪的。20世纪哲人罗素通过对中国历史的考察认为:如果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文明实体.罗素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经久不衰,有三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一.是表意文字的文化凝聚力。

二.是孔子伦理学说的影响。罗素认为,孔子对中国社会制度、人们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与其他宗教奠基人不同,他向人们灌输严格的伦理道德准则,却没有半点宗教上的武断。儒家学说主张指导人们如何生活,提倡的是道德规范,这是中国文化能够普及而又持久的原因。

三.是科举制度的作用。罗素认为科举制度与“推举制”的任人唯亲、行贿、以叛乱胁迫等相比,优越得多,是一种进步。但科举考试完全以《四书》、《五经》为内容,以八股为形式,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创造思维. 这种制度对强化儒家文化的作用,是明显和巨大的中国现代文化面向世界的开放性,既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大特征,同时也是现代文化构成的一大要素和标志。以新文化运动为开端,中国进入现代文化阶段。现代文化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是在理性观念上要求“人格的觉悟”。

.是在空间上提出了“世界的”文化理念

.接受西方文化的精华——“民主”与“科学”

中国现代文化的融合性特征,既有历史传统又有时代特征. 古今之融合、中外之融合、新旧民主革命之融合,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融合性特征的基本内容。

中国现代文化具备的延续不断的继承性、面向世界的开放性和兼容并包的融合性,既是中国文化主要特征,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突出优点。今后,无论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文化,都必将是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文化,人类社会必须是有序和严谨的,国际社会和人际间的关系必然是和谐融洽的。这些目标的实现,都有要求带有上述三大特征的中国现代文化的复兴。

胡玉海,现任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辽宁大学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兼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北工程专家委员、辽宁省历史学会秘书长,张学良暨东北军研究会研副会长。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奉系军阀及张作霖、张学良研究、近现代东北边疆史研究和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方面。发表了“论抗战时期两个战场的战略配合”、“张作霖与日本”、“九一八事变的教训与启示”、 “张学良的国家统一观”、“中国近代军阀政治的形成及特征”、“延安精神的内涵及特点”等论文80余篇。

东北亚区域经济:各国的比较优势与互补性合作

  

本文以比较优势理论为依据,通过对东北亚地区主要国家中日韩三国间不同行业比较优势指数的对比以及三国间进出口商品的构成状况的分析,指出中日韩三国各自生产要素禀赋上的差异决定了比较优势的不同,中日韩在产业结构、进出口商品之间,均存在着一定的互补关系。三国应发挥互补关系,推进本地区间的合作进程。

孙丽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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