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彦：江户时代日本对中国儒学的吸收与改造

    三、对江户时代日本吸收中国儒学的总结：其一，江户时代日本吸收与改造中国儒学既有成功之处，又有失败之处；其二，日本在吸收与改造中国儒学过程中，强调与发展了经世致用思想；其三，将中国儒学中的“忠孝不两全”思想，改造成“忠孝合一”或曰“忠孝一体”论；其四，日本虽然吸收了中国儒学中的仁义礼智信五常思想，但其对“诚、信”的强调更为突出。

    

       陈尚胜：封贡、互市与西方化：历史上东北亚诸国的交流与合作机制问题

    历史上东北亚地区的中、朝（韩）、日诸国间的交流与合作机制，曾先后有封贡体系与互市体系发挥作用。日本虽然在中国宋元时期以及晚明和清代脱离了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主导的封贡体系，但却凭借着自宋代形成的互市体系，与中国进行着频繁的交流和合作；她也可依靠自身与朝鲜之间的交邻关系，再借助中国明清王朝与朝鲜王朝之间的封贡关系，进行跨国事务的有效合作。然而，自19世纪后半期日本进行明治维新和欧美势力深深卷入中国与朝鲜国家事务后，东北亚地区诸国的跨国合作机制即开始向西方化转型。不过，近代以来东北亚地区诸国合作机制，却没有随着这种机制的近代转型而带来中朝（韩）日诸国在区域事务上的有效合作。究其原因，则是缘于东北亚区域外的因素严重限制甚至瓦解了区域内诸国的合作机制。

    

     金颖：近代中国东北地区水稻的种植与朝鲜移民

    中国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自古以来农业交流甚是密切。近代东北地区水稻种植起步晚，是在东北地区持续长达200多年封禁之后，在关内移民为主的旱田农业开发基础之上，拥有先进寒地稻作技术与经验的朝鲜移民在移居东北过程中传入并主要由其直接耕作的。水稻种植成为近代朝鲜移民最具代表性的生产领域，事实上如果朝鲜移民不从事中国当地关内移民所不熟悉的水稻的种植，或东北地区水田农业不发展而受阻滞，就不可能形成近代朝鲜移民那么大规模，不间断的移居。而朝鲜移民移居，尽管受到日本在东北地区的侵略及东北各种社会环境的强烈冲击与压力，但在种植水稻过程中，加强了与东北地方政府与民众的交流与互动，使东北地区水田农业在近代短短的70年间（1875～1945），实现了迅猛的发展，当然，这也为中国朝鲜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凡：论日本对待与周边国家领土纠纷问题不同对策

    众所周知，日本对待周边国家间领土纠纷问题，采取的对策是完全不同的。日本对待与美国领土纠纷问题，对待与俄罗斯领土纠纷问题，采取相对缓和对策；对待与中国领土纠纷问题、对待与韩国领土纠纷问题，则采取强硬对策，特别是对待中日领土纠纷问题上表现出非常强硬对策。日本对待周边国家领土纠纷问题不同国家不同对策，根本原因为可以说“遇强则弱，遇弱则强”的民族心理因素在作怪。

    

        李家成：中朝韩三边关系中的脱北者问题研究

    脱北者问题产生后，逐渐国际化，成为跨国性非传统安全问题。中韩两国对脱北者的身份定位出现了错位，中国认为脱北者是非法越境者，而韩国则将其视为国际难民，朝鲜则要求将其遣返回国，这导致了三国在脱北者问题上的杯葛，中国如何恰当且合适地处理脱北者问题，周旋于朝韩两国的不同诉求之间，成为摆在我国学者和政治家面前的课题。中国应当一方面加强边境管制，防止脱北者人数激增，另一方面需要从性别与人数、脱北路线与去向、身份与原因、各国境遇以及国际干预对脱北者进行类别划分，对不同类别的脱北者采取相应的处理方式，方能使我左右逢源。

    

        李云泉：晚清东亚变局与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

    朝贡体制下的中外交往，以礼仪上的君臣尊卑关系为主要表征，与基于条约体制的近代西方外交有所不同。近代外交一词的缘起与流变，不单单具有语言学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它是西方主导下东亚变局的直接产物，并与中韩关系的近代转型密切相关。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予以探讨：一是先秦特定语境下的“人臣无外交”作为后世对外关系的专用词语，在清代中韩两国汉文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进而指出它与朝鲜事大理念的内在关联；二是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之后，关于中韩关系及韩国与欧美关系的讨论，成为近代外交一词的一条重要流通渠道；三是近代“外交话语”的流变及其一般思想史意义。

    

        李宗勋：中韩日三国语言文化的历史渊源与交流

    由于地理及历史上的原因，中韩日三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而文化交流是以语言文字为主体展开的。尽管汉语、韩国语、日本语在语系、语族、语言类型及表现形式上差异较大，但因历史上三国人民之间集团性的交往较多，文化互动频繁，以及国际政治关系的复杂多变，使三国的语言文化在相互影响下产生了相当多的共同要素，特别是中国的汉字文化对韩国、日本语言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古代东亚中国封建帝国地位、韩日两国的强盛意识、朝贡册封体制、佛教和儒学的广泛传播又极大地促进了三国语言文化的多层次交流。本文着重阐明的是前近代中、韩、日三国语言文化形成、发展中的连带关系。

    

        刘德海：朝鲜半岛的国际政治学：由地缘政治转变到地缘经济

    传统的朝鲜半岛国际政治一向是以战略安全为主导，惟近期随着朝鲜半岛及其周边国际环境的变化，朝鲜半岛国际政治的主轴已开始由地缘政治转变到地缘经济。

    首先是美国奥巴马政府自2009年以来，积极推动重返亚洲的政策，图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TPP）作为达成重返亚洲的工具，迄今已有12个成员国。去年7月奥巴马成功地以钓鱼台问题迫来访的日本首相安倍上TPP谈判桌，今年4月奥巴马访日甚至以在中日钓鱼台领土纷争罕见一面倒向日本来逼安倍与美国就TPP达成以利其在今年11月亚太经合会峰会上与中国商谈亚太未来经济整合。尽管迄今美日仍未在TPP达成协议，但韩国为因应日本参与TPP谈判所可能为其带来经贸不利，遂于去年底宣布愿意参加TPP谈判。

    另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初上任以来调整外交政策的优先顺位，积极推动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为主轴的对美国外交政策。而国力式微的美国见中中国国力如日中天，无法单独对抗，因而企图利用中日钓鱼台领土纷争与日本的积极反中制造对美国有利的战略优势，盼能逼迫中国做出经济让步（美中双边投资协议）。今年7月初习近平主席访问首尔，与朴槿惠协议在今年底前签署FTA，构建中韩经济为主轴的东北亚经济整合模式，改变原先以中日韩FTA为先的作法。

 

    刘向丽：中俄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及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中俄两国间的农产品贸易有了较大的发展，水海产品、水果和蔬菜、木材等是双方进出口的主要商品。然而，无论从总体上看，还是从具体产品上看，双方的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都依然处在较低的水平，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的特征较为明显。实证研究发现，规模经济、贸易开放度、产业技术水平差距、外商直接投资依次对中俄两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具有较大的影响，而人均收入的影响则不明显。因此，两国应在大力提高农业规模经济、扩大农业开放、提高农业技术水平、扩大相互投资等方面加强合作以切实提高两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

 

    石源华：倡议建设中朝韩经济走廊与东北亚区域合作

    1，  建设“中朝韩经济走廊”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关系。

    2，  打通图们江出海通道，解除中朝韩经济走廊建设的“地理死穴”

    3，  妥善处理朝核问题，解除中朝韩经济走廊建设的“安全死穴”

    4，  中朝韩经济走廊建设与中朝经济合作

    5， 中朝韩经济走廊建设与韩国的作用与地位 

 

    王德朋：金丽使节往来中的经济活动

    使节往来是金丽外交活动的重要一环，但使节往来的任务则不仅仅是承担政府使命，还兼有促进经济交流的作用。有金一代，金丽双方使节承担的经济活动，既有来自政府的赏赐，又有私人之间的馈赠；既有合法的使节贸易，又有非法的个人走私。金丽透过使节往来所开展的经济活动是对双方贸易的有益补充，同时，也是金丽政治交往的特殊形式。

 

    王元周：明清时期中韩使行与妓乐

    对明清时期中韩使行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比较具体地理解朝贡册封体制的本质和意义。妓乐是使行途中招待使节的礼节之一，在明清时期朝天录、燕行录中留下了大量有关记载。以往也有学者通过燕行录来研究朝鲜时代妓乐表演形式和曲目，而很少从朝贡册封制度的角度来研究妓乐问题，对于其中的礼仪制度和相关问题缺乏详细的考察和分析。本文以朝天录、燕行录相关记载为主要史料，考察明清时期中韩使节往来过程中的妓乐与房妓问题。第一部分考察朝使节使行往返途中，朝鲜国内沿途各站的妓乐表演与房妓情况。第二部分考察朝鲜使节在中国和日本与娼妓的关系，厘清一些历史问题。第三部分考察明清时期朝鲜接待中国使节时的妓乐表演和房妓问题。

 

    魏志江：宗藩体制：东亚传统的国际安全体制论析

    东亚史上传统的宗藩体制起源于先秦时期的畿服制度，儒家大一统的理念和华夷观构成了宗藩体制的理论基础，宗藩体制的结构演进体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呈等级差序不断向外缘扩散的安全结构，宗藩体制内的国际行为体之间，以王道政治和礼治主义为指导，建构起共建、共享东亚安全利益的结构体系。因此，宗藩体制作为东亚史上长期延续的国际安全体制，尽管其具有国际关系的不平等性，但是，宗藩体制作为东亚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建构的国际安全体系所体现的王道政治与共建、共享安全利益以及和平主义的价值趋向，仍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徐文吉：朝鲜半岛态势之察与施策之反思 

    考察今日朝鲜半岛之态势，应从朝鲜半岛近期的变化谈起。时至21世纪第二个10年伊始，朝鲜半岛出现的最大变化当属南北两个政权最高领导人的交替。最高领导者的易人，不仅将带来半岛格局的变迁，而且也将给周边局势带来重大影响。

 

    张国庆：辽朝官员职阶“不次”迁转考探

    辽朝官员职阶的“不次”迁转与廉察制度有关。而廉察的方式主要包括：中央官员巡行四方，对朝野百官进行全面考察；地方主管官员对属下进行监督考察；皇帝微服私访，亲自考察官员的品行绩效；将公众口碑纳入廉察范畴。辽朝官员职阶“不次”迁转，或由皇帝钦点，或经高官举荐，最后还要交付“廷议”。辽朝官员职阶的“不次”迁转，无论迁升还是降黜，均要俱备相应的条件和原因。辽朝官员职阶“不次”迁转之后果有利、弊两个方面。

 

    张建华：近世俄国文献关于朝鲜的记载和初识

    19 世纪中期以前为俄国初识朝鲜时期，此时期俄国文献中偶见关于朝鲜的记载。斯帕法里、朗喀、比丘林、冈察洛夫等人的记载，代表了17—19 世纪俄国和俄国人对朝鲜的认识水平，对于沟通东西方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由于地处遥远，信息封闭，讹传误说，俄国对东方和中国早期认识的模糊特性决定了它对朝鲜认识的片面性，而朝鲜对俄国的认识更显浅薄。

    19 世纪中期以前，在多数的俄国人眼中，或者对朝鲜一无所知，或者仅仅把它看成是老大衰朽的中华帝国境内的一块未知土地。无论是斯帕法里，还是朗喀，都未能真正并且直接地与朝鲜人接触。他们笔下的朝鲜和朝鲜人大多是收集来的杂闻或途说。即使是比丘林也在《古代中亚居住各民族资料集》中把朝鲜归类为“中亚民族”，而犯了地理上的巨大错误。这些事例说明17—18 世纪，乃至19 世纪的朝鲜对于外部世界仍然所知甚少、一片茫然。而且它关于外界的信息多来自中国，也说明此时的俄国对于中国和朝鲜来说都是未知的国度和民族。

    第二，俄国政界和学界初识朝鲜，首先是服务于政治性和军事性目的，其次才体现为文化性和学术性目的。按照沙皇政府的要求，不仅斯帕法里等政府官员使华归国后，要及时地向沙皇政府报告沿途和所到之地的政治、社会和军事情报，而且在相当长时间内充当俄国驻中国“大使馆”的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更有义务定期向外交部或沙皇本人提交有关中国及周边国家的重要信息。因此，斯帕法里向沙皇政府提交的报告《穿越西伯利亚到中国边境的旅行》、《行程札记》、《中国纪行》和《中华帝国志》等书“最初被作为国家机密，只能在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帝国的极少数政要中传阅”。17 世纪末，上述报告部分被解禁，才得以在社会上公开刊行，但立即在俄罗斯和欧洲出现了多个抄本和多种文本。1910 年，才在喀山第一次出版了古教会斯拉夫文体的《中华帝国志》。

 

    赵旭：朝鲜王朝的宗庙与家庙祭祀

    古代朝鲜王朝的祭礼主要是指以家庙（祠堂）、坟茔等为载体为核心的祖考祭祀。基于本文对朝鲜王朝礼制研究的情况，宋代礼学（尤其是《朱子家礼》）对朝鲜半岛的巨大影响而言，宗庙是名义上的国家祭祀，实则是皇帝或王的私人祭祀，而家庙则更是士大夫的私人祭祀。按照韩国现代学者的理论框架，从祭祀的内容和仪节上看，朝鲜王朝的祭祀分为时祭、茶礼、忌日祭、墓祭、奉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