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的政治稳定、军事富足与经济繁荣      

道格·班都      

（美国政策改革研究所）      

 当今世界经济最活跃的中心已经稳步转移到亚太地区。亚太经济的迅猛发展不仅给该地区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同时给世界人民也带来了巨大得利益。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亚太地区的经济成功尤其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成员国的经济成功还是要依赖于政治与军事因素。作为上个世纪受到战争破坏严重的地区，亚太地区成为近几十年来居住最安全的地区。该地区的未来经济发展－最终世界的经济发展－要依赖于稳定与和平的政治环境。尽管美国、中国、日本和朝鲜等国家不可避免地在政治上存在分歧与激烈的竞争，这些国家同时具备强大动机紧密合作、消除分歧、限制军事竞争和降低军备竞赛压力。      

    如果亚太地区的主要国家都能够对内强调经济投资，对外寻求经济合作，亚太地区就更有可能发挥其潜能。实际上，如果２１世纪被证明是亚太地区的和平时期，　那么２１世纪将很可能成为亚洲世纪。      

     

中国经济崛起与东亚一体化      

黄朝瀚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中国的经济发展自１９７９年经济开放以来，在２７年间已经提高到年增长率９．７％的速度。鉴于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其迅猛的发展速度对全球的经济已经产生巨大影响－如果按照国内生产总值计算，中国现如今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如果以购买力评价来衡量，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如此，中国经济的动态发展已经深深改变了中国与许多东亚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通过贸易与投资中国的经济增长也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地区性经济合作也产生了强催化剂效应，因为中国是许多地区性与世界性生产网络的发源地。　      

     

     

     

东亚地区合作与中国的区域政策      

     

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      

     

东亚合作进程走过10个年头，未来发展趋势如何？是否会走向统一的东亚共同体？东亚合作建构了多重框架，在今后一个时期，还会保持这个框架，东盟的领导作用还会继续起作用。支持和参与区域合作的多重框架符合我国的利益，也符合地区的特点，中国应该积极地参与各个合作机制。由于中国有着地域广泛的周边，各国差别很大，因此，中国要建立的是灵活的、务实的、和谐的多重合作框架。      

     

     

真理与和解：中国—东亚关系中的历史理解问题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东亚的历史从一方面说包含东亚的古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从另一方面说包含东亚各民族国家的国内史和它们互相间的关系史。其中每一类都有着在当今和未来妨碍“东亚共同体”（或曰东亚地区多领域合作体制）生成的基本因素。在它们当中，关于古代“中华帝国”、20世纪上半叶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其后东亚各国民族主义兴起以及东亚冷战的历史和不同理解最为显著和重要。      

    东亚共同体是东亚经久的共同安全和共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中国和平崛起和所需“软权势”的一个重要平台。为了逐渐卸下历史给该共同体生成留下的多方面沉重负担，就需形成符合“真理”与“和解”原则的态度和思想方法。“真理”意味着不仅从本民族国家、也从其他民族国家的角度承认和正视历史。与此同时，它还意味着不仅按照一时实况、也按照事后发展全面地回顾和总结过去，包括日本和中日关系的过去。至于“和解”，则要求（1）既尊重本国人民的记忆和情感，也尊重别国人民的记忆和情感；当这两者间有不易解决的抵触时，一般要在尊重根本真理的前提下尽可能予以缓解；（2）正确地对待和处理历史宿怨，以现今和未来为重，将核心（而非边际）的历史真理和紧要（而非次要）的现今国家利益作为处理问题的首要准则。据此，某些争端的解决应当大致搁置以待将来。       

    从真理与和解的视野出发，在对待中日和中韩关系中的历史争端方面应予采取的方针被特别提出并予以讨论，连同对包含某些可争辩问题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观念的简要分析和评说。      

     

     

中国的留日学生和研修生:双赢局面      

 崔大伟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中心主任、社会科学部讲席教授）       

韩冬临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      

     

国际留学生交换和海外教育在国与国之间搭建桥梁。通过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一个国家的公民学会理解另一种文化并且可能形成对其留学的国家和人民友善的看法。如果他们回国，可能依靠在海外时建立的纽带谋生；可能促使贸易增加。如果他们是学者或研究人员，之后会有学术交流。即使他们留在了留学国，他们可能以某种有意义的方式推动他们的国家。      

 这篇报告考察了留日的中国留学生和培训人员在促进中日交流方面的作用。但是归国留学人员和日本之间的互动有多么广泛呢？留学归国人员中哪些人和日本有互动？为什么？那些交流以什么样最常见的方式进行的？两国之间互换了哪些资源？      

第二点，留日的时间影响中国对日本的看法吗？一些研究提出中国政府将对日的批评态度传递给后代人。 我们也怀疑考虑到二战占领期间日本在中国某些地区采取的极端手段，一个人在中国所处的地点是否影响其对日态度。事实上，我们想要判断留日归国人员对一系列国际问题的态度，但特别他们对日本和日本政府的态度。然后我们来看人民对日的态度是否影响两国的互动的水平。      

    第三点，留日经历对于一个留学归国人员来讲有多重要？中国政府坚决支持送留学生出国。但是学生从这种经历中获益了吗？谁获益最多？海外留学增加了回国后的工作机会了吗？抑或留学归国人员面临“失业” 或“海待”问题？      

     

     

理性民族主义——中日关系的观念建构      

谢晓娟      

(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本文以罗伯特·基欧汉为主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分析中日关系的民族主义因素。认为观念的因素对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是存在的。这种影响可以通过普通民众存在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等方式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政治家个人的文化背景、政治理念、价值观念和逻辑思维方式发挥潜在影响。观念在多大程度上起到推动国际合作，或者阻碍国际合作取决于观念是否进入到决策层面。观念是外交决策的参考指标，但不是最重要的和唯一的参考指标。      

民族主义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而两者之间呼应则更加剧了两国的紧张关系。日本的民族主义受到其历史进程、历史文化、武士道精神等的影响，表现为民族沙文主义、民族扩张主义等。而日本政府对民族主义的导向与定位则使得日本的民族主义从潜在的观念进入到政府的外交行为当中，深刻地影响着中日关系。双方围绕领土争端、经贸合作、历史问题等方面形成日趋紧张的关系。中国的民族主义在日本的刺激下容易形成极端民族主义的倾向与思潮。      

    文章认为理性民族主义是改善中日关系的观念因素。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主义要吸收普适的价值观，吸收其他文明的精髓，逐渐成为理性的民族主义。中日两国要通过经济贸易合作尝试取得跨文化认同；政府要对民族主义进行引导，把民族主义情绪控制在决策外的层面上。双方要尊重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从两国的战略利益出发处理两国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两国的媒体要在增进两国国民的相互了解等方面发挥正向作用。在理性民族主义的引领下，中日双方的“战略互惠关系”会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      

     

     

黄遵宪《日本国志》对中国近代法治进程影响探析      

张锐智      

(辽宁大学法学院教授)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驻日的第一任参赞，他撰写的《日本国志》是中国近代第一部专门研究日本的著作。在《日本国志》中，黄遵宪重点总结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并对日本法律近代化改革经验进行了客观的评介。鉴于日本法律近代化成功经验，黄遵宪最早主张中国实行西式的“以法治国”，并系统地阐发了了中国近代法治思想。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受到朝野的广泛关注研究，在蒙受了“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屈辱之后，清政府做出了“取法日本”“变法修律”的决策。由此，黄遵宪及《日本国志》在启动中国法律近代化方面作用功不可没。黄遵宪被誉最早提出中国法律近代化主张的第一人，《日本国志》是推动中国近代法治进程的参照蓝本。在黄遵宪和《日本国志》的直接影响下，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法系逐渐瓦解，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法律开始逐步走向近代化。      

     

     

竞争法和消费者保护：以香港的经验为例      

何秩生      

（香港城市大学）      

     

长期以来，香港一直被视为经济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典范。自殖民时期起，香港一直保留着自由港地位，这一点也被1997年7月1日生效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14条所确认。贸易壁垒（包括关税、配额等各种形式）的缺失意味着世界各地的商品可以非常便捷地进入香港市场。自由港联同自由放任的经济管理（殖民时期称为“积极的非干预”）传统，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的彼此竞争提供了很好的环境。这使得消费者能够以最优的价格获得最优的商品，香港也因此获得了“购物天堂”的美名。这也是香港特区极力向外推介的一点。      

然而，香港经济还有另一面：香港没有制订用以规制垄断或限制性商业行为的、较为系统的竞争法。但对于电信和新闻广播两个领域，香港法律认可其反竞争行为并不违法。长期以来，这种在发达的经济体系中独一无二的“依行业而规定”竞争政策的作法，在香港引起了较大的争论。本文探讨了香港竞争法并从消费者福利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评价。      

     

     

亚洲发展：和谐的法治维度      

张弘      

(辽宁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亚洲是人类文明的孕育诞生之地。然而，在西方殖民战争之后，文明“陆沉”，大多数国家被西方列强拉进了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最终又都从被迫接受转而自觉地选择了实现现代化，普遍经历了并正在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革。其在法律上的表现就是“亚洲法治”的百年实践。通常称之为“外发型”或“追赶型”的法制现代化进程。围绕“亚洲法治”实践中的问题，牵涉太多因素及彼此间诸多矛盾关系，仅靠一般的理论预设或者概念判断难以解决，即便引入历史、文化、传统等与特定社会状况密切相关的因素解析法治问题，也难免挂一漏万。而和谐理论无疑是解决“亚洲法治”问题的最佳联结点，既是亚洲法治的发展目标，也是亚洲法治的发展动力。      

地方分权化与民营化：      

中国商事法律与国际规则统一的内在动力      

刘大伟      

(辽宁大学法学院)      

     

    在过去的30余年里，中国商事法律已经逐步与国际规则相统一。这是一个外部因素影响与内部因素激励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内部激励因素，论文在承认“诸候经济”是中国经济体系的重要特征的前提下，认为地方官员升迁机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加剧了吸引FDI的努力和民营化，而后两者是中国商事法律与国际规则统一的内在动力。      

     

     

政治、经济、安全？      

上海合作组织过去和未来之演变      

贾斯廷·洛根      

(美国加图研究院国外政策分析师)      

     

上海合作组织（SCO）成立伊始，只是几个中亚强国间的松散合作，但它逐步演变成为一个规模较大、联结比较紧密的国际组织，而且不断地在中亚和南亚政治中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该组织已经逐步从原来的经济和政治的区域合作演变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旨在合力打击“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该组织的发展轨迹足以暗示SCO对中亚和南亚安全至关重要。将其比做北大西样公约组织有些夸张，因为成员国之间历史与制度上差异使密切的合作存在着巨大障碍。如果美国与中国、俄罗斯之间的隔阂在未来的岁月里仍然深重，SCO将在欧亚大陆的安全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同时SCO也将对美国在该区域未来目标形成强有力的制约。      

美国亚洲战略评价      

沈丁立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美国的亚洲战略是其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视野中，亚洲既是美国财富的主要来源，也是当前对美国最具挑战的因素汇聚之处。美国当前面临的来自恐怖主义、大规模毁伤性武器扩散、地区冲突以及新兴大国崛起等一系列的挑战，基本源于亚洲。      

本文渐次分析美国对于基于亚洲的恐怖主义、扩散和新兴强国崛起的战略对应，探讨美国近年来的得失损益，认为其应对混乱，排序错误，正酝酿全面、根本性的危机。      

     

     

美国在中亚的权力政治      

翟立明      

(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      

     

中亚地区能源丰富，地理位置独特，是冷战结束后新出现的地缘政治空间,受到世界的关注。“9.11”事件之后，这一地区更受到重视，成为世界大国权力政治的角逐之地。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正出于其全球战略的考虑，利用自身优势，施加权利政治影响，最大限度地谋取国家利益。本文应用汉斯·摩根索的权力与利益理论（1948），探讨美国在中亚权力政治的本质，指出美国为保持其世界霸权的地位，寻求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必然性。文章也同时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拥有绝对的权力。权力政治的影响都是相对的，国家之间的冲突和竞争应该是预料之中的。       

     

区域一体化合作：      

中日韩要素流动对东北亚经济发展的影响      

于立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中日韩三国通过扩大商品、资本及人力资源要素流动，来促进区域内的经济结构调整，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加强经济合作，实现互惠互利。在分工与协作当中提高东北亚的福利水平，解决各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最终形成紧密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区域内各国经济的发展。      

   中日韩所在的东北亚地区，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2006年三国GDP总量达到80950.7 亿美元，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0%。三国外贸总额为36195.36亿美元，占全球进出口总额的14.8%。但是，截至目前,中日韩三国都没有形成基于共同利益的制度化合作机制。 这种状况不仅与中日韩产业的互补性要求相背离，而且也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发展趋势不相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发展，中日韩之间通过商品要素流动、资本要素流动、人力资源要素流动实现三国经济的互补，提高区域内的综合竞争力，从而为在更广阔的范围和更深层次的领域开展合作奠定基础。      

     

     

中国与日本和韩国的贸易发展态势      

          ——基于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      

刘钧霆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副主任，副教授）      

产业内贸易的兴起是当代国际贸易中的重要现象，它是国际分工深化和细化的外在表现。也是衡量区域经贸合作程度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本文采用1992～2006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四分位数据，运用GL指数、GHM指数和S指数分别对中国与日本和韩国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水平、基本类型和调整成本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日本和韩国产业内贸易处于稳定上升态势，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居于主体地位，中国主要出口低质量产品，进口高质量产品，中国与日本和韩国仍然按照比较利益规律安排东北亚生产分工。中国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普通机械和专用设备等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的行业调整成本较大，而服装及纤维品制造、皮革毛皮羽绒及制品、木材加工等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行业调整成本较小。      

     

     

中、俄、蒙三方合作的发展现状、障碍及建议      

衣保中  李敏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      

近年来，区域合作、区域一体化已是大势所趋。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的趋缓、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俄罗斯同亚太国家经济一体化以及“入世”进程的加快，在东北亚区域合作和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中、俄、蒙三方之间的合作不失为区域合作的一种新的思路。中、俄、蒙三国拥有漫长的边界线，其交界处构成一个连接欧亚的巨大板块，西与东欧、西欧、北欧和中亚相连，东与日本、韩国以及北美隔海相望，南与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接壤，成为联系东西南北的交通要冲。本文拟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分析中、俄、蒙三方交流合作的可行性、必要性以及合作基础与障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